编者按：时值岁末，我们拿到这篇评点经济学家吴敬琏道德学问的文章。作者立论独特鲜明，可评可议，欢迎读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一)我是在落叶滚滚寒风直行的时候回北京的。

      每年这个时候，不少媒体开始岁末盘点，议论世事，臧否人物。而吴敬琏，经常出现在候选人之列。

      在风硬叶颓之际，说起吴敬琏，不禁联想到一面旗帜，它孤独地飘扬着；孤独，是由于它贞洁。

      我大约是1990年夏天认识吴敬琏的。当时为《经济学人》周刊(《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命很短，它只出版了 8期)，我在北京邀请薛暮桥、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杨培新、樊纲、钟朋荣等经济学家做“特约撰稿人”。吴敬琏正忙着与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位姓袁的编辑联系，出版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书。

      那时候，“市场经济”是很敏感的词。但吴敬琏对这本书的“不合时宜”，似乎一点都没有感觉，说起书的内容很投入。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在北京组稿，接触经济学家不少(至今想来，我见过的经济学家可能是较多的吧，国际国外一块算上)。吴敬琏的“ 纯粹”并不多见。当时有的名声很大的经济学家，在见面时和电话里爱谈与别人的关系、爱谈自己和自己观点与某位高层领导的关系。当时还不是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刘伟，跟我讲的一句话，对学者关心学问不够的情形概括得很准确：“生怕上面不信任他。”

      吴敬琏并不在乎上面信任与否，他只在乎和忠诚于自己的信念。他身上表现出的优秀知识分子的血性对我触动很深，我除了在《经济学人》创刊号的一版上刊登了他论市场经济的一篇文章，在其他版刊登了他《论竞争性市场体制》那本书的广告外，还要了许多书，让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弟弟帮助推销。这也直接影响了《经济学人》周刊的命运。那年春节刚过，一到报社上班，一脸惊恐的报社领导将一份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谴责两条，第一条就是“用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

      我曾在《五常之谤》一篇文章里说吴敬琏品性高洁为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这是我的心里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感觉是很准的。

      有一年，国家统计局在友谊宾馆开一次刺激经济给地方铺项目的研讨会，我应邀到会。我说，既然国库买单就应该多修乡村公路便于农民产品变现增加收入和需求，而不是修建那些铁路和高速公路，千里不运草，单个农户的产品利润连交过路费的钱都不够。参加会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支持我的看法。会后我与刘遵义聊，他说到这次来获高层接见。后来有人又告诉我，刘遵义与政府高层会见是吴敬琏撮合的，吴敬琏感觉某些问题劝谏困难，请国外权威来讲道理。当时，我遽然深感吴敬琏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高层是